美国政府以关税为武器的“豪赌”遭到国际社会普遍批评和反对，正陷入多重困局。据参考消息转引媒体报道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(CBP)4月11日悄然发布了更新税则，豁免了包含自动数据处理器、电脑、通信设备、显示器与模组、半导体相关等类别商品的进口税率，不受“对等关税”影响。
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举措，标志着全球供应链格局进入新一轮剧烈调整期。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将有何转变？中国如何应对？具体到我们普通人的消费生活，关税又会有哪些影响？
文｜吴靖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、亚洲供应链与物流研究所副所长
编辑｜谢芳 瞭望智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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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经济缓冲区”的困境
近年来，全球化进程停滞的原因就是美国通过“回岸制造”“近岸制造”和“友岸制造”三大逆全球化方式，重构全球供应链，试图将制造业向本土或盟友国家转移。例如，墨西哥因其地理位置优势，成为美国汽车进口的主要来源地，越南、印度等国家则因劳动力成本优势，吸引部分服装和电子制造业转移。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，根据越南海关总署的数据，2019年上半年，越南对美国的出口价值相比2018年同期增长了27.5%，其中手机及其零部件的增长率最高，增长了92%。
可以说，在供应链逆全球化趋势下，新的国家和地区正在崛起，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新力量。这些“经济缓冲区”的国家、地区位于大国的周边，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，一方面在大国博弈中寻求增长机会，另一方面也为大国扩张经济影响力提供支持，充当大国之间贸易的桥梁。
不过，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迁移仅仅是局部的，国家之间间接的经济联系因为中间品贸易在日渐加强，而整体和宏观的迁移则是一个缓慢而长久的过程。例如，2018年后，虽然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直接贸易量大幅下降，但美国的盟友仍在大量从中国进口中间品，进行“供应链绕道”，形成“中国+1”或者“中国+N”的局面。美国的脱钩政策让第三方国家、地区在经济上更加接近中国。
然而，特朗普近期的关税举措，进一步扰乱全球供应链，阻碍“近岸制造”和“友岸制造”趋势。在所谓的“对等关税”政策下，美国的盟友和“经济缓冲区”的国家、地区都面临严峻的供应链中断风险。
以越南为例，其对美国的出口贡献了GDP的30%左右，倘若美国对越南的46%“对等关税”生效，将对越南出口导向型经济产生重大影响，尤其是其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关键行业——纺织、鞋类、家具、消费电子产品等。
此外，全球信任危机下，美国的盟友体系也可能被撼动，欧盟等因美国无差别加税而采取反制措施，加速“去美元化”和供应链多元化。特朗普新推出的90天关税暂缓期，提供了与这些国家的谈判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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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种不可能的效果
特朗普近期的关税政策可能想要取得两种效果。
第一种是，强行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，唯一的做法就是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高额关税。这一政策源于他对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执念，认为制造业空心化已导致美国精神衰落。然而，这一构想面临着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困境。
从经济学原理来看，这种做法直接违背了比较优势理论。国际贸易的核心价值在于让各国专注于具备相对优势的领域，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整体福利最大化。“对等关税”政策不仅否定了贸易互利的基本原则，更忽视了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演进的客观规律。现代制造业已形成高度专业化的全球分工体系，供应链布局是市场长期选择的结果，很难通过单纯的关税手段实现逆转。
从现实案例来看，这一政策的有效性值得商榷。以航空航天业为例，波音这样的美国制造业巨头，其供应链已深度嵌入全球化网络。“对等关税”政策导致波音股价暴跌10%，反映出市场对供应链被迫调整的担忧。半导体产业更是一个典型案例：虽然台积电、三星等企业应美国政府要求在美国设厂，但由于设备、材料等关键环节仍需依赖全球供应，其本土生产成本比亚洲高出30%-50%。
因此，如果特朗普执意对贸易伙伴征收高额关税，不仅难以实现制造业回流的目标，反而可能引发多重负面效应：推高国内通胀水平、削弱企业国际竞争力、扰乱现有供应链体系。这种违背市场规律的做法，最终可能适得其反，给美国经济带来更大伤害。
第二种是，特朗普政策的核心逻辑在于，认为全球贸易体系中各国都在“占美国便宜”，而中国作为最大贸易顺差国，自然成为其主要针对目标。所以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联合盟友建立对华关税同盟，在贸易和技术领域对中国形成围堵之势。可能的做法包括，限制从越南和墨西哥等国家的供应链绕道，强制要求芯片、新能源、AI等战略产业回流，立法封禁TikTok等中国数字平台，阻断跨境电商“小包裹”通道等。
然而，这种构想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矛盾——中国作为“世界工厂”在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地位。
中国制造业的规模效应和完整产业链带来了无可比拟的成本优势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全球有65%的消费电子产品依赖中国制造，所谓的“中国+1”或“中国+N”产业转移策略，在实践中往往演变为“中国为主，其他为辅”的供应链布局，难以真正实现去中国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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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世界工厂”的转变
而当下，中国正在从传统“世界工厂”转向更具战略意义的“全球供应链枢纽”。
中国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，向价值链上游转移，成为全球制造业的关键零部件供应中心。数据显示，2022年中国对东盟中间品出口占比高达65%，成为连接原材料供应国（如澳大利亚、非洲国家、智利等）与技术品牌国（如美国、欧洲国家、日本、韩国）的核心节点，其中新能源汽车零部件、光伏组件等高端中间品出口占比持续提升。
传统“世界工厂”以低成本加工为核心，而“枢纽”角色更强调对关键环节的掌控力。以半导体产业为例，中国虽未完全掌握高端芯片制造技术，但通过掌握材料供应（如控制全球70%的稀土加工能力）、封装测试（如占据全球38%的封装测试市场份额）和市场需求（如贡献全球30%的半导体消费市场）等关键环节，已然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中间枢纽。
在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上，中国也早已做出调整：供应链韧性建设——通过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在东南亚和非洲布局关键资源，显著降低对美澳等传统资源国的依赖；贸易格局调整与市场转移——2024年实现对美贸易依存度降至10%以下，减少对美国大豆、液化天然气的进口，转向巴西、俄罗斯等多元渠道，同时积极拓展东盟和中东欧市场，逐步形成"多元平衡、风险可控"的新型国际贸易体系。
可以预见，在所谓“对等关税”的影响下，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会加速深刻重构。
面对全球贸易新变局，中国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策略。
首先，联合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共同反制美国单边主义。欧洲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保持审慎态度，且愈发重视外交独立性和国防政策自主性，在此形势下，中欧经贸合作迎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，我们应当把握时机，深化双边经贸往来。
其次，深化与周边国家（例如东盟）的产业链、供应链合作，构建区域经济共同体。中国一方面加速推进CPTPP（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）加入谈判，另一方面拓展RCEP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）规则覆盖范围，在数字贸易、绿色标准等21世纪经贸议题上争取话语权。这些举措有效对冲了美国“友岸外包”战略，2023年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额逆势增长5.3%，彰显区域合作成效。
第三，加速关键领域的技术自主创新，促进国产替代。例如，中国半导体产业不断在芯片设计和制造环节实现技术突围，华为海思突破7nm芯片设计技术，中芯国际完成14nm工艺量产，国产DUV光刻机问世，标志着中国芯片全产业链的自主化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。在新能源产业，中国积极构建全球竞争优势，宁德时代以37%的全球动力电池市场份额领跑行业，比亚迪电动汽车海外销量首超特斯拉，形成"技术创新-市场扩张"的良性循环。
这种“反制+合作+创新”的三维策略，将为中国在全球经贸格局变动中赢得战略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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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需市场为根基
4月9日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称，自4月10日12时01分起，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，税率由34%提升到84%。4月11日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，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关税由84%提高至125%。鉴于在目前关税水平下，美国输华商品已无市场接受可能性，如果美方后续对中国输美商品继续加征关税，中方将不予理会。
中国实施反制后，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对华出口会受到显著影响，中国对美国进口商品的需求将出现缺口，特别是中国对美国进口依赖度较高或进口绝对金额较大的行业，例如集成电路，医疗器械，航空航天装备等。
对于这些行业，反制关税将造成成本上升与供应链调整，需要从其他国家寻求新的替代供应商，但同时也为其加速国产替代提供了机遇。
对普通消费者而言，美国进口商品价格或将显著上涨，例如进口汽车，美妆个护产品，高端母婴用品。此外，采用美国关键零部件（如高端芯片）的电子产品也可能价格上涨。消费者可关注优质国产品牌，寻求性价比更高的国产商品替代。
中国还需以内需市场为根基，拓展全球布局。2024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4.5%，彰显内需市场的重要引擎作用。
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，必须加快构建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新格局。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，持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，重点培育高端商品消费（如智能设备等）和服务消费（教育、医疗等）两大增长极。
这种内需升级将形成对产业创新的强大牵引力，推动建立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机制：在国内市场培育和验证新一代产品技术，将成熟技术产品面向全球市场输出，同时有序推动相对成熟产能向海外转移。这一“需求牵引供给、供给创造需求”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，将有效促进中国制造业升级，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。
未来全球供应链的演变将取决于多重因素，在这一过程中，如何平衡效率与韧性、开放与自主的关系，将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课题。